第二位演講者下田正弘（Dr. Masahiro Shimoda）教授的講題為《建立電子人文、多元化佛學研究資料庫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Buddhist Studies Knowledge Base in The Divers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下田正弘教授說，自然科學重視不斷追求新發現，推翻過往的理論；但是人文科學的使命著重於從以往的知識型態上，省思並發現新的真理，再妥貼地將它安置在當前的時空背景下，如此，才能積累出人文的深度和廣度，並且代代相傳，使它越來越豐厚。

或許正是這樣的思維，支撐起日本舉世聞名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與維護。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學者追溯其文化根源至古希臘年代，而歐洲所建構的人文科學史，基本上就是自古希臘哲學一直到當代的哲學史；一些非西方國家如日本也是依循這個囿於本土地區文化發展的脈絡，而未探及其他地域、語言及文化的相關性。

然而在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歐洲學者發現其根源還可更遠溯到印度－伊朗語系的一支：梵文；也發現梵文和希臘文及拉丁文的相近。這代表了東西方文化在比古希臘時代更久遠之前已有交流，西方文化曾由東方得到滋養。認知到這一點，使人們的視野從各自的地域提升到全球的尺度，開啟了人文學科的新篇章。下田正弘教授稱之為「現代人文學」(Modern Humanities)。

於是，19世紀的歐洲學者開始將眼光投向東方，掀起印度學的研究熱，開展出比較語言學和比較宗教學等研究。在印度學中，佛學自然而然受到矚目，其後，又因為佛學而擴展到對漢學、藏學和日本學的探索。而在佛教來說，長久以來分散在南亞、東南亞、東亞和西藏等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中的佛學，也得以在現代人文學的舞台上，開始整合為新型態的知識。

由於印刷術的發明，手抄本的佛典一一成為裝訂成冊的書籍流傳，因此，在現代所有不同傳承、宗派的佛教典籍得以彙總，涌現出一片新的廣大研究天地。以巴利文記載的原始佛教經典，引起歐洲學界重視。英國倫敦在1881年成立了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匯集並出版《巴利三藏》，藉以研究西方古典文學和考證《聖經》。《巴利三藏》在歐洲出版，如同一個東方宗教首次完整地在西方展現出來，不但如此，同時也震驚了亞洲學術界，尤其是一向自詡在學術研究的現代化上，居於亞洲領導地位的日本。

當時西方學術界並未留意中譯版的佛教典籍。其實，比起《巴利三藏》，中文的經典數量更龐大、年代更久遠、內容也更為豐富。但是，要將中文典籍以金屬版活字印刷成書，需要動用到超過兩萬七千個鉛字，這對印製一本書通常用不到一百個單字的西方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東京大學梵文學系第一任教授高楠順次郎（Takakusu Junjiro），毅然擔負起這項重任。可想而知，這項工作在當時要比現在困難許多，高楠順次郎教授甚至還為此成立了一家出版社，而他所整理的初稿還曾毀於1923年的東京大地震。在他不懈的努力下，最終完成了包含一億個單字、共85卷的《大正藏》，使西方國家終能見到東方佛學，而得以突破東西方的界限進行研究。

在佛法2500年來的傳播過程中，可以看到不斷以向內集結和向外流傳這兩種型式交替進行。最初，佛陀證悟後，開始講述解脫之道；在他圓寂後數十年，為免於教法失傳，大迦葉召集了佛陀的弟子們結集佛法，也才使參與的弟子有機會聽到完整的教法以及他人的經驗。在結集之後，弟子們又各自分散前往不同地方弘法；直到西元前一世紀，才出現以文字記載的佛經，而再度將佛法集合為統一的手抄本。有了手抄本，就能夠複寫，使得數量越來越多，也再一次地向外流傳。

抄寫在樹皮和葉片上的文字終會損壞，需要重製，而教法也隨著歷史更迭需要做調整。有了書面文字，要整合不同傳承的教法相對容易許多。從古印度時期佛音（西元5世紀）譯出巴利文的佛典和獅子賢（西元8世紀）譯出西藏文的典籍，也可視為印度當時努力整合各家抄本，以便更正確地解釋教法所作的努力。這種不斷整合的過程，在千年歲月中，使得佛學內容越來越豐富。

在重視文字的中國，打一開始，佛法就是從馱在白馬背上的經典傳入的。到了宋代（960-1280），木刻版取代手抄本；雖然木刻比較昂貴且需要更多人力，卻可以廣泛複製。19世紀，更因為古騰堡印刷術傳入而開始大量進行活版印刷。至於日本，手抄本和刻版印刷在19世紀末活版印刷問世之前，也進行了1400多年。

隨著科技快速演進，佛經進入活版印刷才不過60年後，台灣的CBETA、日本的SAT、韓國的TRK計畫，幾乎同時展開中文藏經數位化的工作。

下田正弘教授指出，中文有成千上萬個字，因此活版印刷需要較高技術的人工，在成本效益上不利於大規模印製，很自然地讓位給更便捷的新科技和新技術。他認為，除了深度閱讀外，在保存、呈現、交換和傳遞知識方面，數位化的形式都遠比紙本書便利。以東方人文學科來說，無人可否認電子媒介將取代印刷，躍升領導地位。

電子網絡系統功能快速提升，在各學科都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尤其是在知識的保存和傳播方面，都更快速有效，卻也隱含著新的問題與挑戰。佛學如何在這一波新科技下再度整合，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繼續前行，是下田正弘教授所關心的議題；他本身最新的研究計畫，便是希望結合東西方之力，建構一個國際性的佛學研究平台，有效的將佛法和佛學傳給下一代，其中「電子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重要的一環。

從口述到文字，從手抄本到印刷版、再到電子版本，新科技和新的研究方法，使僧侶學者和一般佛教學者能一窺傳統佛學體系的全貌，發覺過去被忽略的內容，重新整理，因此佛學內容日趨豐富，卻也更為龐雜。再加上，佛法從來不是在單一權威下以線性的方式傳遞，而是接納不同傳承同時並存，在亞洲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中各自發展，以不同語言被記錄下來，因此層面相當可觀。再加上自19世紀晚期「現代人文學」出現之後，佛學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開展。下田正弘教授認為，如此龐大的知識體系，若沒有新科技媒介和新人文形式―亦即電子人文―很難適當地整合。

舉例而言，古印度的佛教典籍，每個經本通常都有幾個不同的名字，而同樣的名稱卻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內容。同時，兩千多年來流傳著大量經文，都被認為傳自佛陀，作者都刻意匿名，即使在論述中不經意洩露了名字，有些都是歷史上的傳奇人物，還有的甚至活了幾百年，因此很難從經本名稱或作者來鑑別內容。再加上經和論的界限有時也很模糊，某個論典可能是某部經文當中的一部分；而這些典籍的規模有的小至1KB，大的可能大到1MB。

因此，若想用傳統方式從名稱、作者、類型、範疇等等來鑑別所有內容是不可行的；但是電子數位化能夠跨越文本的界限，做更有彈性的內容連結，為佛典研究帶來無可估量的益處。
就佛學研究的領域來說，在從紙本轉變為電子版的過程中，下田正弘教授提出兩個重點：

一、對當前做為研究基礎的文獻，例如巴利聖典協會和《大正新脩大正藏》所使用的內容，應該持續進行檢視，一旦有新發現，就應該加以修訂或更正，不應該因為它是原始資料就不做修改。

這也正是當前佛學研究的一大障礙，即使是已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極具價值的新資料，卻因為不是巴利聖典協會和《大正新脩大正藏》收錄的內容，使學者無從引用，而只能延用一百年前所出版的文獻。
在這方面來說，電子版的修訂工作當然比印刷版容易，也更符合經濟效益。也因為如此，下田正弘教授認為建構一個有效率的合作網絡系統是當務之急，可以隨時根據新發現來更新內容。當然，在更新內容時要非常小心，新的研究發現必須來自有可信度的學者，而且必須具有高度學術水準。

二、以保存過去的研究成果來說，長久以來被看作研究基礎的典籍，其重要性不可抹滅，必須謹慎處理。比如像典籍的出處應該繼續保留，讓後人能夠考證；如果新資料無法承續過去的史料並做連結，而和過去的研究分家，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下田正弘教授說，佛教學者有著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將佛學遺產傳承給下一代，文化傳承應該世代綿延不絕。而為了讓當代和後世研究者有機會檢驗修訂內容的過程，應該建立一個修訂的共識，並且將這方針公開透明的提供給大眾。

下田正弘教授在演講中數度提及建立國際性的佛學研究平台，使彼此能夠截長補短，共同學習並分享研究結果。他也率先提出了將自己正在進行―SAT（2015-2019）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分享，這是在SAT 2015的基礎上所建構的佛學庫，實驗版SAT2015最近剛正式發表。

SAT 2015是奠基於先前SAT 2012的成果，是多項大規模國際性的研究所建構出的知識平台，而SAT 2015的重點在於將採用西方發展的文獻編碼法（text-structuring methodology）來建構佛學研究的資料庫，未來還將擴展到亞洲其他古典文學。這將是東亞人文學術締結西方電子資料庫治學法，所產生的東西合璧、人文薈萃的結晶，也將是一項傳統與創新的結合。

東京大學校長Makoto Gonokami在今年（2015）秋天的開學典禮中，特別提到Masahiro Shimoda教授的SAT研究計畫，將會為未來的人文學科研究豎立新的典範，我們祝福此計畫成功圓滿，也期待電子人文學的發展，將佛法弘化推展至更廣闊、更深遠的層面。

◎文：沈麗文 20151019
◎圖：溫哥華道場提供 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