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相，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而根據佛經記載，證悟後的佛陀終究在大梵天王的請求下，以講述的方式教導弟子解脫之道。
這段故事，生動地揭開佛教2500年來的傳播史。
佛陀滅度後，在大迦葉召集下，弟子們集結了佛陀的教法，爾後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繼續以口傳的方式弘揚。到西元前1世紀，才出現文字記載的佛經，先是記錄於樹皮、葉片，然後是刻於木板、石塊，接著是近代的活版印刷術，及發展不到20年的數位化電子版。佛法傳播史，緊扣著人類科技文明的進程。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和UBC東亞宗教系，共同舉辦了為期2天的「紙本、刻本、數位網路空間：探討多媒體、跨領域的佛學全球網絡前景」演講活動，10月4日在法鼓山溫哥華道場開幕並舉辦2場主題演講，10月5日則在UBC大學繼續進行全天13場演講的學術研討會。
溫哥華道場監院常悟法師在開幕致詞中提到，法鼓山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結緣始自於1994年，當聖嚴師父初訪溫哥華時，受邀前往UBC大學校長府邸晚宴，並致贈一套「法鼓全集」。近年來，UBC大學亞洲宗教系多位教授曾至道場演講，而常悟法師也數次受邀至該校參加座談和演講。目前，該校與法鼓文理學院和聖嚴基金會也在進行各項合作計畫。
這次的活動，是溫哥華道場首次和知名學府共同舉辦學術會議，秉持著聖嚴師父推展佛教教育及培養學術人才的信念，促進漢傳佛教界和西方學界的互動交流，彼此學習、護持成長。同時，也讓平常不容易走進寺院的學者們，有機會親近道場，和信眾們結緣。
10月4日的演講，共有來自歐、亞、北美地區23位學者參加，主要演講人為英國倫敦大學的T. H. Barrett教授，以及日本東京大學的Masahiro Shimoda（下田正弘）教授。如今，典籍數位化已成趨勢，相關的研究議題和新的研究方法都在快速大量的進行中，在這樣的時代裡，兩位學者分別呼籲發掘、整理及保存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和建構有公信力的全球合作網絡平台及分享學術研究的迫切性。
T. H. Barrett教授的講題為「晚清時期〈救世鴻文〉木刻本: 印刷和手抄本的言外之音」（A Wooden Manuscript from late Qing Yunnan〈救世鴻文〉. Beyond the Print-Manuscript Distinction），提醒著我們，如果細看人類的傳播史，就會發現「媒介」在它所傳達的語言文字之外，本身也在默默訴說著歷史變遷、人文社會的演進。它指向月亮，我們卻往往忽略它。
Barrett教授說，東亞有豐富的手抄本和印刷版文獻史料，不僅成功的將文化傳播到鄰近不同語言的地區，同時也詳細的將龐大的文字資料做歸納整理；尤其是中國兩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各自從弘法初期就收集了為數龐大的教義文獻，也藉由手抄本和後來的印刷本弘揚教法，再加上今日典籍的數位化，更在內容分析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以新的數位化方法進行研究的同時，Barrett教授認為，對原始史料的探索並不會因此相形失色。
早期是以宮廷之力編纂藏經，其中難免有選擇性的收錄；而即使是20世紀初期被用來當做數位文本基礎的版本，也並未收錄早期文獻之外的史料，以致喪失了許多重要的文化線索。學者Paul Katz就曾指出，晚清時期的佛教思想書籍《安士全書》，在民國時期有超過三百萬本印行，卻未被收錄在任何典籍中，讓我們不禁省思，有多少史書典籍沒有流傳下來？ 我們至今垂手可得的資料，展現了佛教的全貌嗎？
然而，收集輯錄這些額外的史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僅憑學者之力能夠做到。目前中國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例如巴蜀書社於1992至1994年間出版的《藏外道書》，以及宗教文化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的《藏外佛教文獻》。
在研究東亞傳統宗教史料時，Barrett教授認為西方經驗未必適用，因為西方的印刷幾乎都是採用古騰堡（Gutenberg）金屬版印刷術，而東亞在近代之前，包括中、日、韓，都是以木板印刷為主。
木料容易受環境影響，氣候冷熱乾濕都可能造成變形，而且手工製的木刻板需要較高的工藝技術，不易取得，因此歐洲一開始是用金屬版，到了19世紀才開始用機器製作木刻板；當時在西部的通緝令，懸賞生死不拘的海報（Wanted Dead or Alive）就是這樣印製的。現在英國工匠也還保存著以蘋果木製版印刷的技術。
木刻版另有一項比較不為人注意的特色：它比較容易躲過審查，也易於銷毀不留證據。學者房兆楹（Fang Chao-ying）認為，在他研究的版書中，就有一本明朝遺民在滿清時代印製的書籍，是在這樣的理由下採用木刻版的方式。
在印製的內容之外，我們彷彿可以聽見木刻以它本身的特點，訴說著文字無法傳達的心情。
木刻版自然比貝葉書容易保存，但當然也不是無堅不摧的，目前東亞所保存最古老的印刷刻版是金屬材質，已有超過兩千年歷史，來自漢代的南越國，用於織品（textiles）。至於何時開始使用木刻版，歷史上並沒有明確記錄。不過，至少在西元八世紀就已出現以木版印刷的紙本，西元868年版《金剛經》的卷首圖畫，就印著極為細緻的人像及飛天像，很明顯和內文是分別印製的。
Barrett教授曾於2005年在雲南大理一家紀念品商店買到木版印刷的文稿，標題為《救世鴻文》，內容有回民領袖「杜文秀」的名字，以及「我張文帝」、「隔教」等字眼；內容描述19世紀晚期，在現在的保山一帶發生叛亂，當地居民有高達八、九成在動亂中喪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藉由木刻本這種媒介形式，將當時人們恐懼和祈求的心聲保存了下來。
「有多少這種遺落的聲音，不見於手抄或印刷本，唯獨保留在木刻版中？我不知道。」Barrett教授感嘆的表示。
西方人對東亞木刻的興趣多半在收藏，而非當作史料，Barrett教授就曾看過一個日本早期的木刻版被拿來做熱水壺墊。雖然木刻版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但是學者的主要工作畢竟是在研究，談到保存恐怕力有未逮，而且西方圖書館館員也未受過相關訓練，不了解如何整理維護木刻版，因此目前的收藏多半還是以博物館為主。
正因為看到木刻版未曾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Barrett教授提出來希望喚起學界注意。
◎文：沈麗文 20151019
◎圖：溫哥華道場提供 2015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