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麼，就像什麼；像什麼，就是什麼。

這是我對弘一大師的看法。

我生也晚，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師圓寂時，我尚未出家，我受他影響倒是滿多的。我寫《戒律學綱要》時，受他三十多種律學著作的學恩很深；他的《晚晴老人講演錄》，使我對於中國佛學，有了基礎和條理的認知；他的《蕅益大師年譜》使我在東京撰寫博士論文時，有了大致的資料線索。在我大陸佛學院中授業老師林子青先生，所撰寫的《弘一大師年譜》，是我早年經常隨身攜帶的精神食糧。

因此，凡有關於弘一大師的出版物，幾乎都有人給我送到，包括臺灣出版的《弘一大師法集》六大冊；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師全集》十大冊；臺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創會人陳慧劍居士所編所寫的論文集與《弘一大師傳》等。所以，我們法鼓山所用各種文宣品乃至農禪寺的三門，都是採用弘一大師的字體為標準字體。很慚愧的是，我沒有成為研究弘一大師的學者，也未能夠學習弘一大師那樣，成為南山律宗的專家和傳承者。

弘一大師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四位偉大的高僧之一，而被後人將之與印光、太虛、虛雲三位大師，相提並論，他們對於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而他們個人的影響層面，又是各有千秋、大大不同的。其他三位，都未能夠像弘一大師這樣，特別受到臺灣海峽兩岸文化學術界人士的推崇，時間愈久，懷念他和研究他的人愈多。從一九九二年的天津學術會議，經一九九三年的杭州學術會議、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七年的兩屆臺北弘一大師德學會議，到今年九月在臺北召開的第四屆德學會議之中，看到了不少新一代的學者們，投注心力於弘一大師的研究。有兩位研究弘一大師的權威學者，在老一代中，林子青先生是我景仰的老師，在我同時代的學者中，陳慧劍先生是我的知友，我有他們二人為師友而感到光榮，尤其是陳慧劍先生，已經先我而走入歷史，使我非常懷念。

為什麼弘一大師雖已圓寂將近六十年，還有這麼多的人討論他和紀念他？現在的諸位學者先生，大概無人曾經親近過弘一大師的本人，但在通過他所遺留在人間的事蹟、文物、著作、手跡，讓任何人接觸到了，都會有親切感，都會令人生起景仰心，這大概就是他的偉大所在了。由於弘一大師在三十九歲出家為僧之前，在文藝教育的領域中，已有他不朽的地位，出家之後，到六十三歲圓寂為止的二十四年之間，又撰述注釋了大量的佛學，尤其是律部的典籍，福建人民出版社編印的《弘一大師全集》，便蒐集了在他出家前後的遺作，包括詩、文、書、畫、信札、遺墨，以及佛學典籍的整理校點，加上附錄，共一千三百多萬字。因他是跨越文學、戲劇、音樂、書法、繪畫等的領域，他不僅是文藝界的大通家，也是都有傑出成就的大行家，致令後來的文化界朋友們神往欣慕。特別是在他出家之後，對於戒律學專精實踐與深入廣泛的研究成果，在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師以降，除了弘一大師，尚未見到第二個人。

弘一大師生前，高明的弟子不多，知己的朋友很多；在他身後，實踐他戒律生活的人不多，讚揚他的善知識很多。因為要學習弘一大師是很困難的，他的人格行儀，確又是永垂千古的典範。

◎文:聖嚴法師 ◎圖:Jeanl ◎摘錄自《致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