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聖基會）新址在今年（二○○九）八月九日落成啟用，那天也是師父圓寂之後，我第一次回來這裡，也就是以前的中正精舍。師父從二○○五年手術出院後，即住進精舍靜養至二○○九年一月。這段期間，師父經常召集僧團法師或居士菩薩到這裡開會、會客，我們有事也會到精舍請示師父。這個地方可以說，到處都有著師父的身影，師父的色身雖然不在了，但感覺師父一直沒有離開我們，一如往昔默默的在關照著我們。聖基會啟用當天，其實我什麼都沒想，但灑淨儀程才開始，卻是止不住地掉眼淚，乃至痛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感恩？感動？景仰？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讓我想起二○○二年跟隨師父率團去大陸朝聖巡禮，在進入好幾處禪宗祖師的道場時，也有同樣的感受，同樣的淚流不止，乃至痛哭，那是一種莫名的觸動，莫名的掉眼淚。不同的時空卻發生相同的情況，這讓我相信當一個地方或這個地方的人與自己的生命有很深的連結或影響，無論已過的時空是長或是短，一旦因緣再重逢時，內心深處就會被觸動，而引發強烈的感動力。就像來聖基會這個地方，這樣的感受就特別地深刻。
學佛的啟程我們能夠跟師父結緣，跟隨師父修學佛法，相信不只是這一生的事，而是在過去世就跟師父結了很深的緣，一直跟著師父學習。我是從一九七八年開始跟著師父學佛。那時的我對生命充滿了疑惑，一直在找尋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透過很多管道去追尋，曾經往來於重慶南路的書店，到牯嶺街及光華商場的舊書攤中搜尋解答，也曾經穿梭迪化街勤研命理，也有段時間經常到民權東路上的恩主公廟求籤問卜，為的是尋求生命的義意與解答。同時發現到，人在很困惑或者困頓，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宗教是有它安定的力量。
師父最早在台灣辦的第一、二期禪七，都是針對當時農禪寺譯經院成員所辦的，聽說那時師父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辦禪七，而是譯經院的同學要求，師父也就隨順因緣。主要是這些同學如果對佛法沒有體驗的話，對經典的翻譯，比較會停留在文義上的詮釋，所以就開辦了禪七，希望幫助他們對佛法有所體驗，有了體驗，對翻譯一定有所幫助。
第一期禪七之後，禪眾的反應非常好，覺得禪修對於深入佛法真的很有幫助。當時有一位譯經院的成員，是我的同事的老師，我們都稱她為程老師。她告訴我的一位同事說：「有位很有修行、很有學問的法師，是留學日本的，回來台灣辦事，很快又要回美國去了，你一定要去皈依這位師父，學佛要能遇到一個好師父是不容易的︙︙」我想，有這麼了不起的法師，我一定要去看看。就是這樣的因緣，認識了師父。
記得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那天的天氣有點熱，是師父從美國返回台灣處理師公圓寂的佛事後，即將回美國的前一天傍晚。我的同事帶著我到北投中華文化館與程老師會合，一起在文化館的會客室見到師父，師父很慈悲的為我們在大殿授三皈依，給我的法名是果芳。我們一起皈依的只有四個人，但心中充滿法喜。當天程老師的家人，辦了二桌非常豐盛的素食為師父餞行，那也是我第一次嚐到那麼好吃的素食。其實那時對皈依還是懵懵懂懂的，但終究是我學佛的啟程。
第一次禪七的因緣每過一段時間，師父從美國回台灣，文化館都會寄明信片給皈依弟子們，通知我們師父回來了，什麼時候要開始週日講經，邀請大家一定要回來。因為這樣的因緣，每次師父回來，我都去文化館聽師父講經。有一次在聽經之後得知，師父準備再辦二期禪七，並開放給譯經院成員之外的人參加，一期是以出家人為對象，另一期是以在家人為對象，當時我就報名了。
在報名的時候，我對禪七是很嚮往的，可是被錄取之後，卻開始猶豫了。我根本不知道禪七是什麼？會不會走火入魔？師父可不可靠？我到底要不要參加？想得很多。在難以抉擇的情況下，我想到一個方法，就到工作的醫院頂樓陽台念佛，合掌向著天空跟阿彌陀佛說，如果這個禪七真的很好，對生命能有幫助的話，就讓我順利參加，否則就讓我去不成。
之後，我發現因緣特別順利。我那時在醫院工作，要向院方請七天假並不容易，過去也從來沒有請過這麼多天的假，覺得會有困難，但是當我提出假單，沒想到馬上就准假了。還有，那時我除了白天工作，晚上也參加很多課程，補英文、上才藝課、命理課等，幾乎每天都排得滿滿，甚至有些課每週要上三至五天。如果去打禪七，勢必要停掉一些不好缺席的課，這也讓我有所顧慮。可是就那麼巧合，原本在八月為出家人辦的那一期禪七，因為沒有人報名而取消，所以就把九月這一期提前於八月辦，而這個時間正好是我上課的前後期空檔；整個因緣都非常順利，好像是已經安排好的。
所以我就拎著背包，開心地到文化館報到。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八月。第三期的禪七，學員總共約二十人，剛好把文化館的大殿圍成一圈，大家都面壁坐，只有師父坐在中間，面對佛像，可以一覽無遺的看到每個人。報到當天，我印象很深刻，當禪堂的大殿全圍起黃色的窗簾，陽光透過黃色窗簾照射進來，感覺非常柔和，搭配著咖啡色的方墊蒲團，讓人覺得非常安定。想到要在這裡坐七天，真是打從心底的振奮。我的位置是在大殿東單靠門旁邊，出了這個門有個走道，走道的另一邊有棟二層樓的房子，樓下是客堂，樓上是師父的寮房。那七天之中，師父進進出出都從這一扇門經過。師父披著袈裟經過時，袈裟的衣角輕掃到我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好喜歡袈裟那樣的衣服，非常嚮往出家，覺得師父的身影就是一種修行人的風範，這種體會一次比一次更深。超越生命的極限打禪七最大的考驗是腿痛，沒有打過禪七的人可以去體驗一下。人身難得，在我們還健康的時候能夠去體驗什麼叫做痛，那是幸福的。我在打禪七之前，不知道原來打坐腿會痛，還很高興的以為可以到寺廟打坐七天，一定很像神仙。從沒聽說過打坐腿會痛，也沒有人告訴過我禪七會發生什麼事，但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什麼都不知道對打禪七來說是最好的。禪七期間的作息，是清晨四點起床、晚間十點休息。在每天最後一支香結束之前，師父會再開示。開示什麼呢？開示我們缺乏慚愧心、不知道感恩等等。師父很會罵人的，會講到每一個人都覺得很慚愧，很對不起父母、師長，甚至痛哭流涕！其實坐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熬到最後一支香，很想去睡覺休息了，可是聽了師父的一席話，又覺得無論如何要留下來懺悔，留下來繼續用功，不能去睡覺休息。
在禪修這七天中，我發現到生命是可以無限利用的，生命的能量是可以開拓的；如果我們知道生命有個極限的話，它是可以被超越的。我一向非常重視睡眠，但在禪七期間，雖然一天只睡三、四小時，卻沒有打瞌睡；腿再痛，在沒有聽到引磬聲前也絕不放腿。禪七結束後，我才知道許多人都偷偷地放腿，如果事先讓我知道忍受不了時可以放腿的話，我一定也會放腿。這實在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痛，打坐讓我體會到，原來身體可以帶給你這麼大的痛苦，可以讓你痛得全身冒冷汗、痛得咬牙切齒！可是再怎麼痛，師父教導的數息方法，從一數到十，還是全力以赴不能數丟。當時一直有個念頭在心中盤旋：如果我連腿痛都熬不過，假如有一天，生命之中發生了無可抗拒的痛，該怎麼辦？怎麼去克服？那時師父一直鼓勵我們，如果能夠熬過禪七的鍛鍊，對你們的意志力和人生，會有很大的幫助。我相信師父。返鄉為報父母恩那次禪七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轉折，除了對生命有比較深刻的反省與思考，也感受到人生的方向，是可以從佛法中找到答案的。修學佛法，引導的老師很重要，我也認定師父是可以一生追隨的導師。禪七之後，我重新調整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多數時間都用來禪修，並已決定生命的方向只有出家修行這一條路。不過即使如此，內心還是不斷地有一種強烈的聲音：「修行路上需要有更多體驗與修鍊」；另方面還有強烈報父母恩的心願。因此我便把工作辭掉，返回南投水里老家，希望實踐這些心願。回到故鄉又是另外一層意義。
人生有很多的預期跟現實是天差地別的，比方說當時我回到故鄉，應當是環境更清幽、有更多時間可以禪修。我剛回去時確實如此，但因緣很快就有了變化，這些因緣都是無法掌控的。我回鄉第一年，日子還滿清閒的，就是母親跟我兩人一起生活。當年年底大弟結婚，過了一年小孩出生了，接著接二連三的年年添喜，還有二姊的小女兒也帶回來了，為方便姊弟和弟媳們上班，母親很高興有孫子帶，我除了負責山上、山下的農務，亦責無旁貸也要兼顧小姪甥們。我曾想，回去故鄉是為了什麼？現實非如預期計畫，但是當我們能夠去面對不同的因緣，去接受它、走過它的時候，日後重新回頭看，就會覺得那是一種生命的歷練與成長，也是修行的過程。在南投故鄉待了六年半，深深體驗到務農的辛苦，粒米果食的收成，除了人的血汗，還得靠老天的風調雨順。一場颱風豪雨，就能使前功食的收成，除了人的血汗，還得靠老天的風調雨順。一場颱風豪雨，就能使前功盡棄，即使有了收成，還得看市場的銷路。農夫們真有修行的精神，只問耕耘，不論風災、水災，只要還有地可耕就一直做下去。回故鄉做農事，那是自己的心願，所以再辛苦也甘願。此外，也希望自己在修行上更精進，希望父母親可以接觸佛法。
在鄉下地方要接觸佛法，真的不容易。那時我心裡早已決定出家了，當時的農禪寺真的過著「農禪」生活，種了許多農作物，有芭樂、竹筍等等，我想既然要在農禪寺出家，至少要先學會基礎的農作和煮飯，否則出家就有苦頭吃了。在故鄉那些年，我除了學會基礎的農事、烹調，還有佛門課誦最難的（楞嚴咒）也背熟了。最感欣慰的是對父母親有點回饋，母親念念不忘要種梅子樹，在我離開故鄉時，山上那片梅園，已從小小樹苗長大到開始結果了。父母親不但接受佛法，也同意我出家。回故鄉的這段時間覺得很值得，但也應該圓滿的告一段落了。那時已三十多歲，我跟母親講我要去出家了，再不出家，師父就不收我這個徒弟了。就這樣，在一九八八年離開南投故鄉，回到台北。在奉獻利他中修行我住進農禪寺，當了一年行者，在第二年落髮，接著受大戒。
剛開始我對出家有個憧憬，想像中的出家生活是很清淨、很悠閒的農禪生活，會有很多時間可以打坐、做修行的功課。早期的農禪寺的確有這種環境，早上自修，下午出坡，就是做劈柴、種菜、挖冬筍等這些工作，師父也跟著我們一起出坡。當時農禪寺的活動很簡單，週五大悲懺法會、週六念佛，週日則安排講經、禪坐。一九八九年有一件重大的事，就是買下金山的法鼓山這塊地。在我住進農禪寺半年之後，法鼓山出現了。有了法鼓山之後，護法會成立了，也有了護法信眾，信眾為了護持法鼓山，各地開始成立聯絡處、辦事處，所以師父也開始到各地弘講、照顧信眾，接著基金會也成立了，就這樣一層一層動起來。那時候我們常跟師父說，事情變得好多、好忙啊！師父告訴我們，等法鼓山建好以後，大家就會有更多時間禪修。後來我才發現，師父其實是「連哄帶騙」，師父告訴我們，往前有個地方喔，只要走過那個地方，未來會更好。
事實上，法鼓山落成之後，事情只有愈來愈多，但也因為這樣一路走來，我才深深體會到，原來修行並不只有我當初想像的那樣，真正的修行是在奉獻之中、在利他之中；一路走過才發現，原來師父帶我們的修行是這樣的。一九九三年，當時僧團的監院果鏡法師要去日本留學，我接任他的執事，照顧僧團。我雖然出家比較晚，但追隨師父修學是早的，在家時經常看師父的書，也定期回來打禪七，經過十年，才住進農禪寺。以現在來看，當時我出家沒多久，接下這分工作是很吃重的，但也應該說是非常有福報，因為照顧僧團、照顧大眾，處理師父交辦的工作，甚至於法鼓山的建設工程也接觸到了，跟著師父學習的機會真的是非常多。用生命實踐佛法師父晚年生病這段時期，是我生命中很深的啟導。師父在二○○五年做了腎臟手術，當時消息並沒有公開，原因是一開始並不覺得手術會很嚴重，以為很快就可以出院，沒想到後續情況超出預期，來得非常突然。
當我聽到師父親口說腎臟裡長了東西，要動手術，當下的感覺就像是一棵庇蔭我們的大樹，忽然間動搖了。但是師父非常定靜，回過頭來安慰我們，要去面對、接受，該動手術就動手術。過程中，我發現師父平常教育我們：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所有的法就在師父身上，師父用他的生命實踐佛法。記得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和我及幾位法師，在這裡（中正精舍）跟師父開會，師父聽完工作簡報之後，只做了簡單的回應，意思是師父老人家只負責到今年，明年以後就是你們的事了。其實當時並不知道師父病情已經惡化，第二天到台大醫院的例行檢查，才發現病情已經很嚴重。正巧那時是元旦假期，所以一直到二○○九年元月五日才辦理住院手續。
師父這一生，即使多病，但只要體力還許可，還能夠走路，師父都是希望照顧人、關懷人的。因此，二○○九年一月三日的護法體系歲末關懷活動，我便斗膽建議，請師父回到農禪寺看看大家。其實我心裡有數，師父這一次的情況是很嚴重的，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這些護法信眾，如果還可以的話，讓信眾看到師父，對信眾會是很大的鼓勵，只要對大家有利，都是師父歡喜做的事。結果師父一口就答應了。
一月三日，師父回到農禪寺那天，不管是在場的菩薩，或是各地信眾透過視訊轉播，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師父的身體狀況。師父的體力非常虛弱，隨時都需要人攙扶，在這種狀況下，師父還是回來看大家，那是師父最後一次公開跟信眾見面。善用生命中的每分每秒僧俗四眾都祈願師父長久住世，但師父的身體時好時壞，一年不如一年。萬一師父走了，我們怎麼辦？這是我們希望不要發生，但又不得不準備面對的事。
僧團在二○○八年九月下旬成立了「圓滿專案」，主要是對師父色身的療護以及身後佛事，還有四眾的關懷等進行規畫。二○○九年一月五日，師父住院後，情況一度非常危急，那時我們更緊張了，僧團立即加速準備佛事，手忙腳亂可想而知。後來師父病情轉為穩定，意識恢復了。師父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在他病情危急期間發生的事情。師父處理事情，包括自己的病情都是要清清楚楚的。侍者們就一起跟師父報告，師父很專注的聽，好似小孩在聽一則神奇的故事般，臉上露出極有興趣和好奇的神情。這也是師父的另一面向，具有一種赤子的純真。
此外，我們也向師父報告了在這突發的危急中，僧團也緊急「準備佛事」，師父聽了笑說：「你們一定手忙腳亂，先給你們一個震撼教育，下次就不會忙亂了。」在一般人來講，會覺得這是一種忌諱，對一個病人談論為他「準備」的事。但我們在報告的時候，包括是不是要開放瞻仰法相、佛事會場的設計、儀程，以及是不是要在開山館立牌位等，都一一向師父請示確認，師父也一一或點頭或修改，最後還勉勵我們說：「你們好用心啊，都做得很好！」即使在重病之中，師父仍然善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只要體力尚可，師父總是想到還可以做些什麼，然後告訴我們：「我今天沒有吃白飯！」師父經常開示，如果一天下來沒有做任何利益人的事，那就是在吃白飯。師父想到的是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奉獻，還有哪裡需要他？師父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住院期間，師父的病情時好時壞，直到圓寂之前，師父面對重症的態度，始終非常有耐心，非常平靜配合著醫院的治療。二月三日那天清晨，我做了個夢，夢裡像是一個法會會場，與會大眾在自由活動，這個時候師父進來了，身上搭衣一如帶禪修的穿著，手持香板，並沒有戴眼鏡，很安靜，甚至可說是無聲無息地走進會場。面無表情，雙眼自然垂視前方，緩緩地走向講台，長方講台約十五坪大，高度約十公分，上覆紅色地毯，台上空無一物。師父從中間走上台之後向左轉面向大眾，但什麼也不看，放下香板，坐下來，然後盤腿閉目打坐。就在那時，監香法師宣布：「我們休息到下午一點半再開始。」我正覺得奇怪，師父怎麼在休息的時間才出來？就在這個時候醒了，醒來以後覺得很不安，因此盡快趕去醫院。到了醫院以後，發現師父的狀況真的很不好，就立刻報知方丈和尚務必趕來醫院，也同時通知圓滿專案全面進入備急狀態。我們僧團的法師和僧大的學僧大家同心同願、團結的精神，真令人讚歎，這也可以說是師父把我們教得很好。
台大醫院的醫療團隊已盡全力給予師父最好的照顧，當天下午離開醫院前，主治醫師依經驗判斷，以師父當時的血壓及血氧指數，還可以維持二至三小時，也就是說還來得及接回山上，可是師父走得太快了，上救護車不到半小時，在返回法鼓山的路上就捨報了。師父真的走得無聲無息，就這樣默默平靜寂然地走了。夕陽西下明天見師父走了之後，我們的信眾、法師，甚至很多平常比較少有機會跟師父互動的人，都覺得非常難捨，諸位有沒有一種感覺？雖然我們都知道師父總有一天會走，大家也都有心理準備，可是當師父真的離開，跟想像中還是不一樣。就好像我們知道太陽每天都會下山，但在陽光普照的時候，無法體會太陽下山的情境。我的心境好像夕陽西下的黃昏；早晚課的課誦，過去我都唱得很大聲，那段期間卻唱不出來。直到有一天，看師父的書法集，讀到一句「夕陽西下明天見」，心突然開了，就像見到太陽又升起了。再看著辦公室裡師父寫的《心經》，又發覺其實師父並沒有離開，師父給予我們的關照，那種慈悲和智慧的光，一直都在呵護、照顧著我們，這種感受非常踏實。
雖然師父走了，可是我們大家對法鼓山的理念、對師父悲願的向心力，這種護持的力量反而更堅定，是不是這樣？我們法師也是一樣，覺得責任更重了，更需要去承擔，把師父的願心傳承下去。除了法鼓大學的建設需要把它完成，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三大教育，把法鼓山的理念推廣到全世界，實現建設人間淨土。師父是人生的導師師父對我這一生的啟發太多了，我想整理出幾點跟大家分享：第一是面對生命的態度。師父的一生之中，不論面對任何困境從不放棄，只要是應該做的，而且對社會有益的事，一定堅持到底。
師父讓我們學習到，應該做的事，就要克服萬難去完成；一次不行，再接再厲。第二是清楚掌握生命的方向。師父圓寂之後，有位教授發表文章，提到早年跟師父結識的因緣。當時台灣的出家人之中，對佛學有深刻造詣又具有博士學位者，師父是第一人，因此他邀請師父投入佛學研究。可是師父告訴他，佛學研究已經有很多人在做，弘揚佛法的人卻很少，我要做的是弘揚佛法。
師父這一生所做的，都是在弘揚佛法，師父也肯定研究佛法，但是研究佛法的目的，還是為了弘揚佛法，利益眾生。師父對於方向的堅持，從人生方向到處事態度都是相同的，如果方向有了偏差，一絲一毫都不會妥協，如果方向是正確的，則可因地制宜，因時調整。過去，常有法師跟師父反應說：「師父您怎麼昨天說的，今天又改變了，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了。」師父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因緣變了，但是我的方向沒有變，如果改變可以讓事情更好，為什麼不改變呢？」第三是把握生命中的每分每秒。今天該做的事，絕 不拖延到明天。我們常常看到師父在台上講經時，看起來似乎精神很不錯，其實下台以後，往往是精疲力竭的。稍微休息之後，師父又開始寫作，因為白天沒時間寫，晚上經常熬夜。到了第二天清晨，師父又得跟著大眾一起做早課、一起過堂，還要講早齋開示。照顧師父生活的侍者曾說，師父像兩頭燒的蠟燭，日夜燃燒。師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善用生命的價值。
圓寂前的一個多月，二○○八年十二月下旬，是師父最後一次上法鼓山，當時還在為僧眾開示。那時大家看了很不捨，可是師父還是撐著，把教育弟子的責任扛起來。生命的意義在盡責與奉獻師父的晚年，帶給我的啟發特別深刻。生命是無常的，我們怎麼知道今天過後，依然還有明天？師父再怎麼辛苦，今天該做的事一定完成，即使生病，也不耽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師父一直在開示我們，生命的意義就在於盡責、受報和還願。當我們的人生走到盡頭，再回頭看這一生到底做了什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是否能夠不後悔？那就要看我們是否把分內的事做好，生命的意義就在這裡。是法師就把法師的責任做好，是父親就把父親的角色做好，是兒女就把兒女的角色扮演好。
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角色，盡心盡力做好，就是在發揮生命的意義。在盡責的過程中，就是在受報和還願。為了盡責，生命中是不是有很多困難要去克服？一路上是不是會遇到很多挫折？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過去生發的願，現在來還願，這不是很歡喜嗎？把它當成是過去生的因緣，如今來受報償業，不也是很好嗎？師父一直到圓寂前都在實踐生命的意義，不但對自己盡責，也幫助其他人盡責。在師父離開醫院送回山上那天，主治醫師握著師父的手，在師父耳邊哽咽地說：「師父！我很感恩您！感恩師父從入院以來，讓我有機會陪伴師父、照顧師父。」師父即使在病中也在成就他人，師父一直是這樣，透過言教、身教教育我們。
生命的價值在於奉獻，身為佛教徒，如果只想到深山修行，或者只等著信眾供養，那麼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對人類的貢獻是什麼？如果沒有貢獻，生命的價值在哪裡？師父也曾開示，如果法鼓山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我們這個團體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團體來講是法鼓山，在個人來講，每個人都有家庭，都有我們要去服務的地方，奉獻才有價值。師父鼓勵我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要奉獻。師父一生引領我們，讓我們學習很多。師父圓寂之後，有很多人提到師父是人生的導師，我的體會也是如此。師父指引我們生命的方向，示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真的是人生導師。相信我們跟師父的緣，就如師父預立遺言中所寫：「我們有這番同學菩薩道的善根福德因緣，我們曾在無量諸佛座下同修善緣，並將仍在無量諸佛會中同修無上菩提，同在正法門中互為眷屬。」相信我們與師父的因緣不只一生一世，師父會再與我們相聚，就如同我們會再回到這裡。讓我們一起承續師父的願，同心同願直到未來際，直到成佛為止。（二○○九年九月二日講於聖嚴教育基金會）
◎文：釋果廣
摘自聖嚴基金會《與師父有約》結緣書http://www.shengye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