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山的方向‧弘化】
感恩在過程中,所有付出心血、時間、智慧和慈悲的人,
幫助法鼓山這個團體,從一無所有變成小小的「有」,
從小小的「有」變成一個看似不小的「有」,
這是我非常感恩的。
隨順因緣 感恩因緣
◎聖嚴師父
二○○九年是法鼓山成立二十週年,《人生》雜誌創刊六十年,而僧團、護法會、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三十週年,我們有個主題叫作「傳薪創新,感恩發願」,其中「傳薪」的意思是薪火傳承、薪火相傳,就是一代一代把經驗和資源,往下傳承。
法鼓山的過去,一路延續我的師父東初老人的腳步走過來,前後已經六十年了。對此我只有感恩,感恩在過程中,所有付出心血、時間、智慧和慈悲的人,幫助法鼓山這個團體,從一無所有變成小小的「有」,從小小的「有」變成一個看似不小的「有」,這是我非常感恩的。
傳薪 是一種責任
一九四九年創刊的《人生》雜誌,時間最長,至今已經六十年;其次是一九五六年落成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當時東初老人便是藉由文化館和《人生》,發起臺灣首次的《大藏經》影印運動。在這之前,《大藏經》在臺灣很稀有,在我師父號召僧俗四眾把《大正藏》正、續兩編共一百冊影印之後,一夕之間,臺灣佛教界好像忽然變得有文化、有教育,而且有深度了。
這項臺灣佛教史上的一大啟發、一大轉變,是誰的貢獻呢?當時參與「印藏委員會」的小組成員,主要來自政界、文化界和佛教界,如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陳誠、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立法委員董正之等等,雖然他們現在都已經往生了,但我還是深深地感念他們。
東初老人抵達臺灣後,買下現今北投「地熱谷」對面山坡的一小塊地,並且建了一間小房子,即是中華佛教文化館。我在文化館再次出家後,老人把《人生》的編輯工作交給我,可是我編了幾期,就到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而《人生》也因此停刊了。
閉關六年之後,老人還是冀望我回文化館,但接著我又去了日本。當我留學六年,完成博士學位回到臺灣時,老人很歡喜,到處對人說:「我的徒弟聖嚴從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回來了!」還請了好多朋友聚一聚,宣布我回臺灣了。可是在當時,我覺得如果留在臺灣,不管是文化或教育事業,都談不上有什麼發展空間,因此又去了美國。
到了美國之後,老人來看過我兩次。第二次來看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回來,因此,老人寫了一份遺囑,希望我回臺灣承接文化館。老人往生之後,我的確回來了,回來之後,首先將文化館重建。我那時是有企圖心的,重建以後,就在這裡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為法鼓山教育事業的起步。中華佛研所的前身,是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在文化學院董事長張其昀過世之後,我將它遷到文化館繼續辦學,至今也三十年了。
中華佛研所一路走來,我要感謝的人很多,特別是成一長老、方甯書教授和李志夫教授,他們給了我許多幫忙,除了找信徒護持之外,又為研究所找老師、找學生,非常辛苦。
感恩 成就法鼓山一切因緣
文化館重建期間,我們開始在農禪寺舉辦禪七、佛七,並且開辦譯經院,接著農禪寺也變得不敷使用,必須擴建。在一次次擴建之後,農禪寺從原來五十坪的農舍,漸漸發展為一千坪左右的臨時建築。由於農禪寺位於關渡平原保護區,隨時可能面臨拆遷,必須另外找地,為此我們走遍全臺,最後找到金山這塊地,也就是現在的法鼓山。到目前為止,法鼓山已經將近有九十甲地,主要畫分為寺院道場部分,以及法鼓山僧伽大學、中華佛研所、法鼓佛教學院和法鼓大學等教育體系部分。
有人問我,法鼓山是怎麼出現的?最初創建法鼓山的理念是什麼?我說沒有理念、沒有理由、沒有動機,純粹是因緣,讓我一步步地走下來。比如有些事不是我自己主動要做,而是由於信眾鼓勵,希望我建寺起廟,成就人們修行,如果沒有他們,我自己並沒有多大願力要開辦什麼,我唯一的願心,只是要將佛法傳播給這個世界,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因此,我非常感謝一路上陪我走過來的弟子、學生、朋友,還有護法居士。其中有一位臺中的何周瑜芬,在我們買地時,替我們向銀行擔保,最後還是她替我們付了錢;另有一位謝淑琴,也是臺中人,原本捐了一塊臺中的地給我們;還有一位臺北的林裕超,也捐了臺北縣瑞芳的一塊地,同時也有楊正、林顯政應允為我擔保;最後我們找到金山這塊地,便把一切因緣集合起來了。這一切的一切,就像百川匯歸大海,把所有的功德、資源,全都匯歸到法鼓山來。在這整個過程中所有奉獻、護持的人,都是我的恩人,也都是法鼓山的貴人。
我是隨順因緣的,因緣成熟就去做。現在回頭來看,我感恩這一點一點的小因緣,一直把我拉到現在,成就了法鼓山這個大因緣。
(二○○九年一月三日「心安平安.二○○八歲末關懷感恩分享會」錄影開示,摘自《法鼓山的方向: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