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之前我已學佛相當一段時日，但在接觸農禪寺後，才讓我真正有回到家的感覺；並且在八十二年參加了農禪寺第一屆的菩薩戒，進而在八十四年經由果在法師的接引來到出版社工作。

　其實在擔任法鼓文化總經理之前，我一直就很積極參與各項義工或共修活動。民國八十三年，我因地緣的關係，參與文山區的共修，並以初生之犢的傻勁，編了一本五線譜的《法器教學手冊》，後來由於我在國際資訊媒體集團的工作經驗，更進一步參與了「教育訓練小組」－－目前基金會「教育訓練室」前身的工作，為義工菩薩們策劃各種專業訓練課程。

　也因為我在出版公司任職的經驗，所以順理成章加入了當時義工團的筆耕隊，與出版社有了更多的接觸；當時出版社主任果在法師，亟思在推廣管道上能有所突破，以使師父的著作法寶，能讓更多人閱讀到，接引更多人學佛，所以法師邀請我為出版社的專職菩薩分享書籍發行、行銷的經驗，幾次以後，甚至進一步邀請我加入出版社的行列。

　法師的邀請著實帶給我相當大的震撼，我一向認為學佛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也計劃著五十歲退休後全心投入佛法的弘揚工作，但是，如今卻不得不慎重地思考：「既然學佛護法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為什麼我不用生命的黃金時光來付出呢？」

　終於在經過一番深思後，我得到來自內心的答案，也取得了同修的全心支持，決定放下令人稱羨的高薪，進入法鼓山的出版社工作。

　聖嚴師父提出的三大教育︱︱「大關懷教育、大普化教育、大學院教育」，這是建設人間淨土具體可行的方法，而文化工作正是推動這三大教育重要的管道；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佛教

徒、非佛教徒接觸師父著作和佛法的機會，同時也提供佛學研究成果發行的管道，因此，我

覺得師父所提的「三大教育」工作可以在法鼓文化充分發揮。

　除了佛教徒外，社會大眾中多數的非佛教徒，更是我們最主要的推廣目標，為了落實這項經營方針，我先從修改出版社的名字著手。

　當初的出版社還稱為「東初出版社」，我發覺大多數人無法把它和法鼓山的印象連在一起，所以我在接任總經理後，就在八十四年十一月把東初出版社改為「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希望一看到法鼓文化就讓人想到法鼓山；並且還申請了公司的登記，為將來擴大營業的項目和觸角及跟上出版界的脈動預作準備。

　除此之外，也逐步擴大出版的項目和改變出版品的外貌，以更符合現代人的視覺習慣；並且積極將法鼓文化推到國際場合，參加各類的書展，包括世界第四大的「台北國際書展」。佛教出版社就在法鼓文化的帶動下，不僅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逐漸獲得出版業界的尊敬，再度成為出版業界的一支主流。

　八十六年是法鼓山「人間淨土年」，法鼓山舉辦了「第三屆中華佛學會議」，聖嚴師父也代表國家出席了在義大利舉行的「國際宗教領袖會議」。在這些國際交流中，我益發感受到佛法弘揚的重要，尤其看到許多藏傳和南傳佛教的研究學者，我相信台灣將有可能成為弘揚漢傳佛教的重鎮；法鼓文化站在這個重要時代的重要地點上，責任更是重大。

　從這場會議中，我也發覺台灣的媒體對這場佛教的會議相當重視，各大報紙、電視、廣播都有大幅的報導，這是佛教界值得可喜的事。而身為佛教對外「喉舌」的法鼓文化，也當以更積極、更專業化、立體化、普及化、多元化和國際化來推廣法鼓文化的書籍，希望讀者們能更親近佛法；所以有電子書、有聲書等產品的推出，網路、社區書店等的行銷方式，都是站在推廣佛法的角度而產生。我相信讓越多人有機會接觸到佛法，人間淨土就越容易達成。

　文化出版本來就是經營艱鉅、競爭激烈的理想事業，但是我們有師父、僧團的指導，法鼓山的依靠，佛菩薩的加被，一定可以克服萬難不斷前進。因此如果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還是那麼少，那就表示我們得還不夠多、不夠好，還應該要繼續努力。

　回顧法鼓山十年，驀然發現，我除了感恩之外還是感恩。人間淨土在四眾佛子的努力下，一吋吋地正在建立當中，過去、現在、未來，雖然要作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但是師父已經為我們開拓出一條具體可行的成佛大道，一畝人人可以耕耘貢獻的人間福田，每一個人都是菩薩的示現，每一個因緣都應該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