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東老人談到他的心境時說到，國內佛教界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做一些事，礙於諸多因緣，他都只是記在心中，現在聖嚴法師學成回來了，他終於如釋重負的說：「這些都交給泥你們做了！」

感動於聖嚴法師的心願

　東初老人會有這樣的心境，是因為那時文化館內部的事務已有鑑心法師全權負責，但是在法務、教育、文化事業上，似乎都寄望在聖嚴法師身上，包括他所創辦而暫時停刊的《人生》雜誌，都等待聖嚴法師的復刊，所以知道他心中有多麼的歡喜啊！

　民國六十年，東初老人創立了農禪寺，並以此為弘法的發祥地，之後東老人圓寂，由聖嚴法師繼任，並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興辦各種佛學教育，我對聖嚴法師對培育高等的佛學研究人才的心願，以及對佛教界整體的努力，非常的感動，身為一介在家居士，我是絕對的護持。

　由於我實在是「書劍兩不精」，所以僅能扮演跑跑腿的事，例如，當佛研所計劃遷建時，這個找土地的問題就由我和幾位顧問到處勘察，雖然要找一塊適宜的土地確實不易，我總是把這項工作當成「遊山玩水」。

　而隨著法鼓山的發展，董事長兼所長的聖嚴法師愈來愈忙碌，佛研所事務必須有專人負責，雖然最適當的人選應是當時的副所長李志夫教授，與知名學者冉雲華博士，但由於礙於李所長專任的文化大學不得在外專任的規定，冉教授又僑居加拿大。民國八十二年，我就忝為代理所長，副所長前有吳寬博士，後有博士法師惠敏。期間，我將與全體師生交流的「所長時間」改為「創辦人時間」，並且將所長的職務定位為服務的角色，佛研所仍以聖嚴法師為領導中心。

　值的一提的是，現任基金會秘書長的戚肩時將軍曾經擔任佛研所的主任秘書，由於他擅長於行政事務，所以，為佛研所建立了很好的行政制度、規章，以及檔案等，貢獻很多。

　後來，在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的同意下，終於請到李志夫教授接任所長一職。而自民國八十四年李教授接任所長，在副所長惠敏法師的合作無間下，佛研所不斷開展新的局面，我則回到董事會，擔任常務董事。

扮演護法的工作

　看到法鼓山近十年的發展，令人非常的欣慰，能有今天的規模和成就，是聖嚴法師的領導有方，以及法鼓山全體僧俗四眾共同努力而成的，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護法。

　我和聖嚴法師、李志夫教授可以說是「穿草鞋」的朋友，能體認到募款的不容易，所以，對任何事都是能省則省，能不花錢就不花錢。法師常常很客氣的對我說，由於我們是同門同輩，所以他常常不好意思交代給我工作。其實這是法師慈悲、客氣之處，照理說我是在家居士，就應該扮演護法的工作，因此三年前，當我卸下代理所長的任務時，對法師說到，「不管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是在護持著法師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