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漢藏兩個佛教系統，雖然各有傳承不同，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也不一樣，也不可能完全沒有爭執，但是，有一個基本原則，一定相通，那就是緣起的性空思想、濟世的慈悲觀念，不論那一派都不會不遵守，否則就不是正知正見的佛教。雖然在解釋運用方面，彼此互有出入，偏重偏輕；當一旦提到緣起的空性和無我的慈悲時，彼此就會互相肯定，互相尊重。在過去，由於民族的風俗習慣有差異，以及所處環境地域有距離，所以互通聲氣的機會不多，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和猜疑。

　到了本世紀初開始，有好多位漢傳佛教的優秀僧侶，去西藏學法，而將藏傳佛教的若干重要典籍譯成了漢文，其中貢獻最多的是法尊法師。因此，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間，太虛大師在四川重慶，還主持了一所佛學院，它的名稱就是「漢藏教理院」，而且太虛大師的「五乘說」，也是受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所判攝的「三士道」的影響。至於我個人，也曾編印過一冊《西藏佛教史》，雖然我不是西藏佛教的專家，但是我對藏傳佛教抱有很高的敬意。

　這次的對談，並不是我接觸藏傳佛教的第一次，我也不以為這是一次高難度的考驗，或者是彼此要爭一個你勝我負的較勁場面。我相信彼此會在存異求同的原則下，互相接觸砥礪，把正確的佛法發揚光大，所以應該是非常輕鬆、愉快、和諧、溫馨的對談會。可是對談時間一共只有三個小時，兩人只能各用一個小時，還有一個小時是公開給與會的聽眾發問，如果再扣除翻譯的時間，我個人只有半個小時可用。希望要在半小時內講出如何豐富的內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儘管如此，我還是很珍惜這樣的因緣，在事前做了很多構思準備的工作。

　在台灣，我先用幾個早晨的時間，寫了一篇約六千字的文章《漢傳佛教的發展思想及修行方法》（會後已於《世界日報週刊》發表），然後在我住進華爾道夫飯店之後，也用了二個早上，畫成二個腹案的講稿表解，結果是採用了最後的一個腹案。

　因為中國佛教的源頭，是印度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數量相當龐大。到了中國，漢文系統的佛教，又有所謂小乘二宗、大乘八宗的開展與成熟，源遠流長，著作之多，多過由梵文譯成漢文的三藏教典，而且各有各的脈絡系統。到了宋明時代為止，漢傳佛教已是發展到了強弩之末、熟透熟爛的程度。要把漢傳佛教擬出一套清晰的路線來，必須要把古代各宗各派祖師們的教判模式，重新整理一番，否則就可能成為雜亂無章，東拉西扯，抓不到重心。

　由於我個人才疏學淺，智慧不足，福報不夠，內證功夫也未得大力，所以迄今為止，還不敢從事於這項工作。可是面對著這樣一場世紀性的、國際性的、開創性的漢藏佛學對談會，我也只好壯起膽子，拿起勇氣試著來做，那就是在五月二日早上所擬出來的一份講綱表解。分成四個子題：

　一、漢藏佛教同源異流。

　二、印度佛教的學術思想。

　三、漢傳佛教的教義及其實踐。

　四、禪宗學派是漢傳佛教的集大成者。

　以印度的阿含藏、律藏、阿毗達摩藏以及大乘各系的經論為源頭，再把中國漢傳的小乘二宗、大乘八宗的線索釐清，就可明白對漢民族影響最深的只有四系：1.依《法華經》、《中觀論》等成立的天台宗，2.依《華嚴經》、《十地論》成立的華嚴宗，3.依《淨土三經》成立的淨土宗，4.依《楞伽》、《金剛》、《維摩》等經成立的禪宗。直到十六世紀為止，佛教諸家之中，對漢民族影響最深的，事實是禪宗，因此，禪宗也就是集各宗各派精要之大成者，也成為在漢文化中一宗獨大的佛教。

　我根據這樣的線索，講出禪宗所說當下即是、頓悟成佛、明心見性的理論及方法，從唯心淨土以及他方佛國淨土的思想和信仰，推展成為我現在正在推動的一項社會運動「建設人間淨土」。是先從人的心意清淨，到行為清淨，再到環境清淨，也就是鼓勵我們人間大眾，當你在用智慧及慈悲的佛法，利益自己、利益他人的時候，就是在做著莊嚴你未來的佛土，以及往生西方淨土的準備工作。

　雖然我作了那麼多的準備，但是在當場講出之時，不能如此呆板。要讓聽眾們感覺到輕鬆、自然，要讓每一個人都能聽得懂，所以並沒有對著事先準備好的講綱照本宣科。對達賴喇嘛來講，我應該要說感謝他，他能願意配合、回應，倒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我用的經論，他應該多半以上是熟悉的，對漢傳佛教各宗所用的專有名相，就讓他感到非常陌生了。

　透過藏語的翻譯，他聽得非常用心，遇到他覺得是重點的部份，隨時用筆記下，也隨時提出問題，然後用藏傳佛教所用的修證次第和經驗，對我回應。特別是禪宗所說的頓悟見性、見性成佛之說，他用藏傳所說的大圓滿回應我。

　當達賴喇嘛開始作回應時，首先說：「聖嚴法師是我的老友，他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修行人。」這是從他口裡第二度聽到對我這樣的讚歎，然後又說：「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跟一位漢傳佛教的阿闍黎直接對談。」事實上，他跟佛教其他各系各派的學者們，有過很多對談的機會，甚至跟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領袖們，也有過不少對談的經驗，唯有跟漢傳佛教的法師們是第一次。

　我想這不是單方面的原因，過去達賴喇嘛對漢傳佛教，包括台灣海峽兩岸，長期以來都沒有機會作深度的接觸。其次在漢傳系統的佛教徒們，也沒有想要作這樣的活動。因此，我有很多朋友們總認為這樣的對談，就是辯論，就要分個你大我小、你高我低、誰輸誰贏，好像玄奘大師在那爛陀寺與中百論宗的大德舉行辯論會那樣，或是像漢藏佛教史上，在第八世紀末（西元七八○年至七八二年之間），曾有一位大和尚到西藏弘傳頓悟的禪法，而被印度寂護的弟子蓮華戒，找著辯論一樣（可參考法鼓文化出版的《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事實上，今天這個時代，不需要存有這樣的顧慮。能有機會彼此尊重，互相欣賞，多一些交流溝通的機會，才能夠使得佛教，在世界上形成國際的統一性；才能夠使得整體的佛法，以大同小異的步伐走遍人間。

　所以這一場對談是在兄弟相認的共識下進行的，也讓聽眾們分享到了一份非常崇高的兄弟之情。這一場對談的成功，與其說是佛法的弘揚，不如說是漢藏兩流的互融。特別是這一場對談的重點在於智慧，漸悟頓悟，皆不能離開空慧的人間性及實用性。所以彼此都以空性的知見為準則，以致於讓媒體的記者們，在作新聞報導之時，說是我們兩人彼此「只談智慧，不談其他，出招極高」。至於我們彼此談的什麼？有些什麼回答？《人生雜誌》一七九期有詳盡的報導。

　在這場對談會中，使得台下不斷響起掌聲和笑聲。直到終了，有一位聽眾問我們兩人對神通的看法，我們分別作了說明之後，我也勸告大家：「求神通不如求智慧，這次我和達賴喇嘛作的是智慧對談，就請大家求智慧吧！」因此，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結束了這場世紀性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