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

法鼓山十週年回顧﹝二﹞

1990年理念宣揚年

 一九九○年,對法鼓山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我們決定了代表法鼓山精神的山徽,聖嚴師父更完成了作為生活修行指導的〈四眾佛子共勉語〉;為了宣揚法鼓山的理念和精神,聖嚴師父除了在全省各地展開大型的演講,同時也馬不停蹄到各地護法據點關懷。

 此外,中華佛學研究所在這一年舉辦了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邀請全世界二十多國及國內學者共一百餘位參與盛會,這是法鼓山首次舉辦國際大型會議,藉此在國際上宣揚了法鼓山的理念。

 本次,我們特別邀請中華佛學研究所現任所長李志夫,回顧佛研所艱辛創辦的歷程,細數他追隨聖嚴師父的點滴,以及至情至性、終生護持的心志。(重要紀事)

《口述法鼓山歷史》

印證三十年前的承諾

◎李志夫(中華佛研所所長)

 是在民國五十五年與聖嚴法師認識的,那時,我正在就讀文化學院(文化大學前身)哲學系二年級,法師應佛學社團慧智社之邀請到學校來演講,由於我曾看過法師早期的著述,並曾在善導寺聽過他的演講,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那天特別前去聆聽,我還記得當天主持人為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曉雲法師。

在師父的呵護下,一路走來....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我要到印度留學,而法師十月也將要到日本留學,方甯書教授陪我到善導寺先向法師辭行,之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到印度後,曾和法師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我們以後可以合作為佛教做些事!」法師回信說:「李居士,您很熱心,但是不知可以做些什麼?」

 之後,我先回國在文化大學教書,當時佛學研究所所長周邦道教授將要退休,要我先當他的副所長,我以無能的婉謝,此時,聖公法師剛從日本學成歸國,華岡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對聖嚴法師非常的賞識,要我代為敦請法師接任所長,但法師卻堅持謙讓,可是我和方教授兩人不斷向法師進行遊說,並表示:「我們兩人願意幫您跑腿!」

 後來,我又陪文化學院潘維和校長親自到中華文化館拜訪法師,經過潘校長的勸駕,法師才欣然同意,法師隨即邀請華嚴蓮社的成一長老擔任副所長,我兼任主任秘書一職,這是民國六十七年的事。

 由於法師剛剛回國,法緣不廣,弟子不多,研究所要自籌經費,就顯得非常的辛苦,那時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是中華文化館和華嚴蓮社的信眾,為了募款還成立了「護法理事會」。在每一次召開理事會時,我們還請研究生出席,以表示我們實際的辦學,並請善心人士護持,研究所在山上共招了三屆研究生。

 由於張創辦人謝世,中華學術院停辦,法師不忍才剛起步的佛學教育研究事業就此中斷了,所以在民國七十四年決定先借用中華文化館為所址,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繼續招生,到目前為止,總共已招生了十七屆,畢業學生已有一百一十一位。

 而我在中華佛研所所擔任的行政職務,從最早期的主任秘書、副所長、教務主任,民國八十五年從中國文化大學退休,到現在專任所長,這一路走來,我深知中華佛學研究所在師父親自的呵護之下,師生之間就如家庭般的溫馨,各自努力自己的道心與學業。所以,佛研所才有今天的令譽。

開展法鼓山的國際願景

 回顧研究所的成長過程,我覺得有幾項重大原因,諸如師父在世界各地弘法,在國際知名大學演講,以及本所學報、教學研究素質之不斷提昇,尤其是在一九九○(民國七十九年)舉辦了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這是法鼓山首次舉辦國際性的大型活動,不但提昇了中華佛研所在國際學術的地位,也開展了法鼓山的國際願景。

 這次會議的總策劃人是游祥洲博士,戚肩時祕書長當時為本所祕書長,師生及義工菩薩們全力做行政上的支援。最感動的是,當時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尚未成立,所以,並沒有行政系統可以支援,然而,我們護法會的許多居士、義工,不分你我的組織了一支陣容非常堅強的隊伍,從接待、秘書、交通、餐飲等,大家雖然都是義工,卻發揮極大的力量,成就了一場非常高品質的會議,為法鼓山舉辦第一次國際性會議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也樹立了極佳的形象和口碑。

 由於游祥洲博士主辦國際學術會議很有經驗,對會議品質的要求非常高,不但籌備會議頻繁,而且每次開會開到夜深,而義工菩薩們的奉獻精神,實在很令人感動,這次活動可說是法鼓山四眾弟子的第一次總動員。

 而對佛研所的學生而言,則是一次的最佳的學習,對外可提昇國際學術地位,對內則可以開闊學術的眼界,更凝聚了法鼓山的共識。

印證了三十年前的承諾

 到去年為止,我們已經舉辦過四屆的國際會議,由於有很好的口碑、形象,所以,每次邀請國際知名的學者都可以獲得熱烈的迴響;當然,我認為佛研所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還有其他的主客觀因素,包括:聖嚴師父的學術和禪修上的聲望、《中華佛學學報》的影響力,常常聘請國際知名學者客座講學,並與與國際佛學學府訂定姊妹校,增進學術交流。

 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佛研所已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尤其自惠敏法師接任副所長以來,由於他高度的親和力、勇於任事以及辦學認真、細心、虛心的態度,更為佛研所開展了新的活力。

 近年來由於創辦人更加忙碌,也因為佛研所的運作已有制度,所有的決策則由所務會議決定,所以他相當放心,較少參與所務,但是也為他排定有「創辦人時間」,只要在國內期間,一定會出席每月一次與全體師生見面的機會,每當他細數開創的艱辛歲月,及其辦學的理想,同學們每次都由衷的感動。但對我而言,也印證了三十年前我在信中的承諾,雖然我想做的很多,可是所做的很少。

法鼓雜誌 112期 1999/4/15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