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叔青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數量和足夠水準的人才，佛教將會僅僅留下三藏的教典，默默地躺在圖書館，如果沒有佛教的教育來普遍培養足夠的人才，中國佛教也會走上印度佛教同樣的命運。……」

　聖嚴師父從日本學成歸國，正慨歎無法學以致用，好比在國外考取了駕駛執照，回台灣卻找不到車子開，文化學院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開風氣之先，聘請聖嚴師父擔任哲學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為台灣第一個佛學研究所。 　

　消息傳出，頗令佛教界振奮。向來台灣各大專院校排斥出家人，甚至不准僧侶到大學演講。曉雲法師進文化學院教書，首創出家人進入學府的紀錄，現在張其昀先生主動聘請聖嚴師父擔任佛學院研究所所長，雖然校方只提供校舍，供研究之用，經費、教學費則必須由師父自己設法籌措，他還是戮力以赴，不辜負如此難得之因緣。

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

　聖嚴師父有感於當時社會對佛教的誤解，甚至視之為迷信，雖然僧尼無數，寺院儼然，但是佛教的形象卻普遍地落於民間信仰的層次。師父撰文：「我們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懇切呼籲推動佛教教育事業為當務之急：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數量和足夠水準的人才，佛教將會僅僅留下三藏的教典，默默地躺在圖書館，如果沒有佛教的教育來普遍培養足夠的人才，中國佛教也會走上印度佛教同樣的命運。……」

　為了使明天的佛教還有生存的空間，聖嚴師父胼胝耕耘佛教文化教育事業，期望培養具有國際水準的佛教人才，並將有崇高學術思想及宗教信仰的佛教發揚光大，普傳人間。

　聖嚴師父懇請華嚴蓮社的成一長老擔任副所長，李志夫教授兼任主任秘書，募得四十萬元作基金，篳路藍縷辦學。 　

　自此，聖嚴師父在台灣、美國兩地輪流主持三個道場：中華文化佛教院、農禪寺、紐約東初禪寺之外，又創辦了台灣第一個佛學研究所。

　聖嚴師父辦教育的理念在於：成就學術人才，成就修行人才： 　「我的願望是為我中國維繫已危若懸絲之佛教慧命，期竭盡棉力，從國外引進新的學術成果、研究風氣、教育制度及其教學方法等，以資我國佛教也能趕上國際佛教的時代潮流。」

　他期望佛研所的學生秉懷「立足中華，放眼世界，專精佛學，護持正法，解行互資，悲智雙運，實用為先，利他為重」的理念，以具備真正為人師範的條件，而對全體佛教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佛研所成立三屆，始終無法向教育部申請准許立案。文化學院升格為大學之後，人事及政策有所變動，聖嚴師父辭去該校職務。

　民國七十四（一九八五）年，聖嚴師父在佛教界與學生們的期待下，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借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大樓為院址。

　這使得陳慧劍居士撰文大為讚歎： 　在台灣未曾見到聖嚴師父在北投農禪寺的模式──以文化人為中心的寒暑兩波段的禪修活動，也沒看見中國式寺廟佛學院，會升格為學院式研究所場所。

佛研所，奉獻給人修行的家園 　

　東初老人圓寂後，聖嚴師父遵守師父遺命，將老人創辦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成立為財團法人，組成慈善會、消災會，延續東初老人在世時，年關助貧救濟的義行。

　聖嚴師父也獲得方甯書教授的協助，成立了「東初出版社」，出版東初老人遺作及法師著作，也將中華佛學研究所師生的論文編印成集，目的是把佛教的觀念，透過文字傳播，使得想要研究佛法的學子，能做更深入的研究，並定期出版《中華佛學學報》、《中華佛學研究》兩種年刊。 　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師資、學生、書籍，從陽明山文化學院搬到文化館，需要更大的空間使用，然而，按照政府財團法人的規定，文化館依法不能遷出另建，聖嚴師父於是與篤信三寶的建築商漢昇公司簽訂合約，原地合建，又以無息貸款方式，購買附近畸零地，增加建築面積，完成一棟外觀樸素大方的五層高黃色瓷磚大樓，比原來的面積大了三倍有餘。

　「新的文化館沒有琉璃飛瓦的建築，沒有盤龍雕壁的殿堂，有的是赤忱的願心，奉獻給人修行的家園。」

　這是聖嚴師父的悲心。而現任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的李志夫教授，也表示借用文化館的佛研所：「沒有寬敞的行政校舍，卻有極良好的教育設施。」

　謙虛內斂的李所長，早年研究宋明理學，在軍隊時接觸佛教，出版《楞嚴校釋》一書，退役就讀文化學院，到善導寺文化講座聽聖嚴師父講經而結緣，後遠赴印度鹿野苑佛教大學學習梵文，研究印度文化思想，回國後，輔助聖嚴師父創辦佛研所，一路走來，治學嚴謹、待人謙和的李所長，很受師生愛戴。

　佛研所早期的經費，主要由泰國華僑陳植津護法理事長，及其夫人柯月桃居士籌措。柯居士法名果福，是聖嚴師父回台第一位皈依的在家弟子，她對師父教育理念的護持，對道場的供養不餘遺力，臨終前，將財物、房屋悉數捐作弘法利生、興辦教育之用，圓滿了她一生的最大願望。 　楊正居士接任護法會的理事長，與擔任會計的廖雲蓮居士合力成立佛研所基金會。

　佛研所的課程，主要分印度、西藏、中國三組的研究，教授除了聖嚴師父、李志夫、冉雲華、楊郁文、鄭振煌、藍吉富等佛學專家，也專聘印度、捷克、德國等國的外籍教授，來自美、日的客座教授，更是世界佛教研究的佼佼者，師資陣容之強、師生比例之高，為其他學校所不及。 　在課程編排上，契合時代脈動的變遷，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研究的能力。提供五種語文教學：巴利文、梵文、藏文、英、日文等。

　「語文訓練，是佛研所的特色之一，」李志夫所長強調：「中國佛教研究趕不上日本，原因之一在於語文能力太差，如果要走入國際，語文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佛研所先後與日本佛教大學、駒澤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泰國法身中心簽訂姊妹關係，進行留學生交換、研究人員互訪等交流。

師生之間良好互動 　

　聖嚴師父喜歡接近學生，開了唯識、中觀、比較宗教學等課程。 　

　「本來我專門研究的是明代的佛教，為了教書，我便得去學習。」虛懷若谷的師父說：「我雖懂得不多又不精，但是我希望學生們在聽課之後，能夠青出於藍。」 　當初聽聖嚴師父講授中觀及唯識的惠敏法師，從東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回台，接替師父教這兩門課，現為佛研所副所長。文化大學出身的陳英善博士，接了當年師父教的華嚴和天台，淨土和禪學，則交給日本佛教大學的文學博士慧嚴尼師擔任。

　惠敏法師是佛研所第二屆的研究生。他出家後，讀了聖嚴師父的自傳《歸程》，既感動也歡喜，對師父有了親切的印象。年輕的惠敏法師為了深入經藏，且更確切地掌握佛學精髓，思考如何與佛法的體系配合，有效的做學問，把梵文、藏文、日文三種工具語文學好，他發現聖嚴師父創辦的佛研所的課程很適合他，於是參加考試。 　「那是台灣第一所獨立的佛學研究所，聖嚴師父比照歐美、日本國際佛學學術研究的水準而設的，為了文獻整理，注重語文訓練，所開的課程涵括歷史、哲學、文化思想等，範圍很廣。」 　研究生除供應食宿，學費全免之外，並提供優厚的獎學金。

　惠敏法師回憶口試時，聖嚴師父的一句話震撼了他： 　「如果是為了當住持才來考，這不是讀佛研所的目的。」這麼犀利、單刀直入的言詞，讓他難忘。 　第二屆的八個研究生素質整齊，年齡也相彷彿。

　「師父稱我們為八仙過海，當時出家眾只有我一個，不過，畢業後有兩個同學先後出家：惠空法師、厚觀法師，現在他們都是中生輩的佛教界領袖。」 　惠敏法師回憶當年求學的過程，是充實而快樂的：「那時佛研所剛成立，書籍不多，大半是法師從日本帶回來的，我們同學自組讀書會，四處找資料，到台大圖書館借學術期刊，弄來佛學工具書，大家都很用功。」 　佛學的學術研究與佛教信仰之修行，往往會產生衝突障礙，學術要求的批判精神，和純粹的信仰可能會有牴觸，惠敏法師慶幸這種現象並沒發生。

　獲得日本交流協會所提供的獎學金，惠敏法師畢業後，到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初抵日本，接到聖嚴師父的親筆信及匯款，託他買禮物送給當年的指導教授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兩位先生。 　「當時兩位教授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先生，這件事讓我很感動，」惠敏法師說：「沒想到師父畢業這麼久了，還如此的細心且念舊。」

　他感恩聖嚴師父在精神上、實質上的支持： 　「除了我的剃度師智諭法師之外，聖嚴師父是我在佛教界接觸最多的一位法師，我能夠和他很自然地溝通，談論一些事情，自覺與他有緣，可能是過往多生累劫長久的師生因緣吧！」 　惠敏法師獲博士學位後，回台灣在佛研所教唯識學，也親自教梵文、巴利文的文法，培養語文助教，編教材，訓練研究生的語文能力，指導學生讀原典，做研究寫論文，成績斐然。

　「一開始學生們抱怨，漢譯的佛典那麼多，何必花力氣從頭學梵文、巴利文、藏文，我說翻譯的是二手資料，」惠敏法師以漢學家做比喻：「不懂中文，研究李白的詩，也可以算是漢學家嗎？」 　二十年下來，佛研所依循聖嚴法師的辦學方針，在教學、研究、推廣三方面平衡發展，培養了超過一百五十位校友，不少身負要職，執台灣佛教研究的牛耳。

　惠敏法師掌握國際潮流脈動，看到了科技發展的無限性，在他與佛研所校友恆清法師的策劃下，與學生建構了佛典數位化資訊，在台灣佛教界首屈一指。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惠敏法師期待資訊與佛學研究的結合，他預見未來的資訊媒體將改變教學的方法，對此拭目以待。 培育人才不為一己之私 　著名的佛教學者、翻譯家鄭振煌教授，長年鑽研顯密、南傳佛教，英文造詣極深，現場口譯喇嘛上師們的開示，思路清晰，用詞文雅，在台灣不作第二人想，鄭教授在佛研所開佛學英文的課程亦屬創舉。

　他推崇聖嚴師父的戒律研究，將師父所著的《正信的佛教》列為初入佛門者必讀之書。提到佛研所，他說：「師父學者出身，辦學認真，教授與學生的比例幾乎是一對一，圖書館藏書豐富，所開的課程涵括很廣。」

　鄭教授稱讚聖嚴師父頗具國際性的眼光，從海外聘請權威學者來當客座，拓展學生的視野，佛研所的畢業生到國外留學的比率極高，也都很出色。

　最令鄭振煌教授感佩，歎賞不絕的是聖嚴師父無比寬闊的胸襟與抱負：「師父全無門戶之見，純粹是為了佛教來培育人才，絕對不是栽培自己的子弟兵，他不把學生當做自己的私產，據為己有，這一點很難得！」鄭教授讚歎：「而且，他也不只是培養本地的學生，佛研所有藏人喇嘛、越南、韓國、泰國的留學生，法師讓他們來研究，增加對中國佛教的認識，也可把中國佛教推廣到國際，是種雙向的交流。」

　在鄭教授的眼裡，聖嚴師父是位學者，是個做學問的人，以為他的真正興趣是在學術。不過，法師沒有自限於象牙塔裡，他辦教育，讓佛教學術化，帶領台灣的佛教研究走上國際，鄭教授肯定聖嚴師父最大的貢獻在於弘法利生。 　「師父是位多面手，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要做什麼都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他寫得一手好文章，周遊全世界，知識之廣，對社會人間世瞭解之深，為他人所不能及。」

　聖嚴師父在世界各地推廣禪法，是國際間公認重要的禪師，他說：「台灣弘法，聖嚴師父跟其他法師的走向自不一樣，不只是偏重信仰，而且宣揚理性的佛教，去除迷信的部分。他注重佛教文化教育，接引知識分子，提升佛教的層次，提倡一種人文人本的佛教。」 　佛學學者藍吉富教授認為，在聖嚴師父的帶領下，佛研所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獲得國際學者一致的肯定與讚揚也是在預料之中。

　藍教授推崇佛研所為「全世界華文語系水準最高的佛學研究機構」。

　曾經到日本立正大學進修，也算是聖嚴師父校友的藍教授，對師父獲得博士學位後，到美國教禪法，此後以弘法利生為志業，無法繼續兼顧學術研究，早些時候曾引以為憾。

　「最近我的看法有所改變，聖嚴師父對佛法的推廣功不可沒。」藍教授說：「師父的最大貢獻是：使佛教不再成為一種單純的信仰，他用禪修、正信的佛法來接引知識分子、社會上的菁英，提高佛教信仰者的層次，這太不容易了！」

以現代學術觀點研究傳統佛教

　一九九一年，佛研所舉辦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聖嚴師父有鑑於近代佛教的學術研究，創始於歐洲，繼之於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研究東方學的宗教學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然而，在中國，用現代的學術觀點來探討傳統佛教，只在起步的階段。佛研所開台灣佛教界之先聲，舉辦了第一次「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由游祥洲博士擔任總策劃。

　總召集聖嚴師父指出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的四大主旨： 　

一、提倡佛教學術研究，發揚佛教文化。二、把世界佛教研究成果引回中國，把中國佛教智慧傳到世界。三、期許國內人士認同佛教學術研究之重要和必要，共同努力培養佛教人才。四、以學術研究承先啟後，以因應時代潮流。 　大會以「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為主題，邀請二十多個國家的佛學學者，一共一百五十多位來台參加，會議後論文以中、英文分別集結出版。

　會議圓滿結束，聖嚴師父邀請與會學者上法鼓山種植菩提樹，在每一株樹苗前插上木板，註明種樹人的姓名，以做紀念。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主動配合會議，舉辦佛教稀珍文物展覽，讓遠來的學者觀賞歷代佛經、法器佛像等。 　兩年後，第二屆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主題是──「傳統戒律與現代世界」，聖嚴師父邀請經常參加國際佛教及跨宗教會議，對籌備國際性會議經驗豐富的鄭振煌教授當副總策劃人，協助年邁的戚肩時居士。

　一共有三十位佛學學者，分別來自歐、美、日十個不同的國家，其中有兩位是國際佛教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學者，一為紐約州立大學的稻田龜男博士，一為密西根大學的格梅茲博士，此君二十二歲即獲哈佛大學博士，通曉二十多種語文，為不可多得的人才。

　其餘像立正大學的三友健容、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二位教授，更是師父留學日本時的同學，而密西根大學的史蒂文生博士，是師父初抵紐約時，在大覺寺教禪坐的學生；英國布利斯朵大學的克魯克教授，則是師父傳法獲准教禪修的英國弟子。

　中國學者有執教於天普大學、研究生死學的傅偉勳博士，佛研所的慧嚴法師、惠敏法師、曹仕邦博士等。 　國際佛教界德高望重，備受尊崇的聖嚴師父，以他在世界各地弘法的聲望，充沛的人脈，網羅了國際上最權威的佛教學者前來參加會議，不僅創下台灣的先例，而論文水準之高，影響之大亦前所未有。

　這樣國際性大規模的會議，一則可讓台灣的學者認識到國外研究的趨向，提供佛研所有留學深造的畢業生申請學校的訊息，而外國學者趁會議來台，也可瞭解台灣佛學研究的情況，進行交流討論。 　對法鼓山的信眾義工而言，有機會參與這項國際性的會議，可凝聚向心力，起鼓舞作用，而佛研所的學生從籌備過程，到招待外國學者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

　會議結束後，鄭振煌教授編輯的論文集，更使佛教學術研究者獲益不少。 　「在台灣，如果談佛學研究」，鄭教授毫不猶疑地說：「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中華佛學研究所。」

　第三屆國際會議，則以「出家道與在家道」為主題。